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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08-14

女子教育的倡导者是谁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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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严范孙先生(1860~1929)是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。他早年入翰林,后出任贵州学政、学部左侍郎等职。清朝鼎覆,先生继续活跃于文化教育领域,发扬我国私人办学之传统优势,并注入时代活力,积极探索与西方教育模式之整合,奖掖后进,成就者多;且擅书法,与华世奎、孟广慧、赵幼梅并称津门四大书家,世人以得其只字片纸为荣,故颇值得一书。

  先生原名严修,范孙乃其别号。原籍浙江慈溪。先世于顺治年间移居天津。咸丰八年(1858年)为避英法联军之祸,举家寄居直隶(今河北)三河县。咸丰十年(1860年)。先生出生于此。幼年就傅,习字读经;及长,入庠,补廪膳生。光绪四年(1878年),从陈奉周习西学,遍学数理化医等科,终身不辍。光绪八年(1882年)应乡试并中举人。翌年参加会试,连考连捷,中进士。据朱保炯等编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卷下,严修考中光绪九年(1883年)癸未科二甲第十一名进士,赐出身;据朱汝珍编《词林辑略》卷九,严修字梦扶,号范孙,直隶天津人。选庶吉士,散馆授编修,官至度支大臣。当然这是他在清廷退位前所任官职。

  范孙先生科举起家,以才华立身,少年壮志,锐气夺人。在翰林院时,曾向当时名臣张之洞请教为学之道,并信奉“学以致用”之信条。他研读古籍注重有裨世用,曾投入大量精力研习《勾股举隅》《数理精蕴》、《地球新录》、《天文启蒙》、《格致入门》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,对其接受新思想和新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授编修后,初任会典馆评校官,不久授贵州学政,踏上黔轺五千里之征途。

  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清军战败的消息不绝于耳,范孙“嗒然若丧”而又无可奈何。抵黔后,目睹边省贫穷,士习闭塞,决意予以更张。甫到任,即赶往各州县考验生员,了解各地士风文情。提出“敦晶励学,讲求实用”,考试时一改旧规,试题力避纤仄,策论重时务,令考生畅所欲言,无所逊避,并加试算学。优贡、拔贡之考选,不惟笔答,还亲自主持面试,且深入乡里,察访考生德行。又大胆变通书院旧法,改组学古书院,选拔优秀士子入学。学习课程除经史外,增设英文和格致、算学等西方科技知识,使之成为晚清贵州首所新型学校。为助学兴教,范孙将自藏书籍十四箱中之大部捐存学舍,并从通都大邑购进西方科技书籍及报刊,以供阅览,此外,又以俸银千两筹开书局。范孙诲人不倦,常亲自为学生解答算题,十数月如一日,风雨无阻,使学风为之一振。范孙还大胆革处积弊,明令革除补禀费、封印等费等名目,严禁铺张糜费,随员、家人亦无所取。当范孙任满还京时,竟负债银4000两。离黔后,贵州学界立“去思碑”与“誓学碑”各一通,称其“经师兼为人师”,“二百年无此文宗”。可见其为官之清廉与口碑之佳美。

  范孙以学政任上之亲身感受,认定科举积弊深重,不除则国运危矣。尤其是中日马关之约,使之深感“厝火积薪,危若燕幕”。不变革科举,兴学育才便无从谈起。经多日酝酿,范孙上《奏请设经济特科折》,被梁启超称之为“戊戌变法之源点”。据《清史稿·选举志·制科荐擢》记载:

  洎光绪中叶,外侮孔棘,海内皇皇,昌言变法。二十四年,贵州学政严修请设经济特科,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礼部复议。八月,慈禧皇太后临朝训政,以经济特科易滋流弊,罢之。庚子,京师构乱,乘舆播迁。两宫怵于时局阽危,亟思破格求才,以资治理二十七年,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,命各部、院堂官及各省督、抚、学政保荐,有志虑忠纯、规模闳远、学问淹通、洞达中外时务者,悉心延揽。并下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。御史陈秉崧奏请力除夤缘积习,诏饬诸臣务矢至公。既三品以下京卿纷纷保送,帝觉其冗滥,適太仆少卿隆恩荐疏,上竟报寝,并命撤销太常少卿李擢英前保诸人。二十九年,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,如廷试例,于保和殿天子亲策之。凡试二日,首场入选者,始许应复试,均试论一、策一。简大臣考校,取一等袁家穀、张一麟、方履中、陶炯照、徐沅、胡玉缙、秦锡镇、俞陛云、袁励准等九人,二等冯善徵、罗良鉴、秦树声、魏家骅、吴锺善、钱鑅、萧应椿、梁焕奎、蔡宝善、张孝谦、端绪、麦鸿钧、许岳锺、张通谟、杨道霖、张祖廉、吴烈、陈曾寿等十八人。

  此番特科得人虽不能与康熙朝博学鸿儒科相提并论,但其中不少人如袁家穀、张一麟等皆活跃于清末民初,亦一时之选。而当范孙于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后,却因倡设经济特科为顽固派所不喜,并就此失欢于其座师、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,仅留得编修虚衔。范孙大志难酬,便告假回津开设家馆,以推进“西学”。聘张伯苓为馆师,二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。

  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天津遭八国联军铁蹄践踏。范孙挺身而出,尽力维持地方治安,同时想方设法,兴办地方教育机构。翌年9月,以个人财力设义塾一处,并联合王竹林、林墨青等友人等集资,假灯髀公所设两斋塾学。为借鉴“教育救国”经验,又两次去日本考察。

  11月27日,严范孙从日本回到天津,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,兴办新式教育。在原设两斋塾学基础上有所拓展,更名为“民立第一小学堂”。此为天津创办正式小学之始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范孙又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堂,并主持创办官立小学堂三处。为提高小学教师素质,另设立师范讲习所和教师研究所。是年秋,范孙举荐李琴湘、陈棱庄、刘芸生、胡玉孙、郑菊如、刘宝慈等人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等科深造。一年后回国于各学堂任教。

  范孙还是女子教育的积极倡导者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冬,他创办严氏女塾,先以其女儿、儿媳及四姓近亲好友之女为学生。除国文等课程外,还聘请日本女教师教授日文、唱歌、手工、织布。女塾的创办,开天津风气之先,被《大公报》称为“女学振兴之起点”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2、3月间,范孙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子学堂,成为一所正规的私立女子小学。10月,又在女子学堂附近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(幼儿园)。保姆讲习所,即幼儿师范,是国内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园地。以家宅为基地,创办小学、女学、中学、幼儿师范等不同层次、不同类别的学校,体现了严范孙倡导新教育的胆识与魄力,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所少见,对天津近代学校的兴起,有着重要开创意义。他提倡女子放足,禁止给女孩扎耳朵眼,反对纳妾蓄婢,对赌博、吸毒深恶痛绝,带头废除婚丧陋习,为妇女解放事业贡献尤多。

  范孙十分注重师资力量之培养。范孙于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改天津校士馆(民间称考棚,为科举制童试之地。笔者注)为天津初级师范学堂,学堂设完全科、本科、简易科等三科,为天津、河间两府培养小学堂师资力量。同时,还筹设北洋师范学堂,专门招收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以及东北地区学子,为中学堂和初级师范培养师资力量。年底,又选派部分天津教员出洋考察。同年,开始筹设北洋女子师范,次年正式成立。主要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培养女教员。

  由于范孙在教育界影响日隆,口碑甚佳,清廷决定予以任用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4月,他主持直隶学校司,负责全省教育工作。上任几天,他又去日本再作深入考察,主要考察师范教育和小学教育。6月中旬至下旬,重点考察师范及小学的教育管理和教材建设。同年八月,严范孙回到天津。在严馆和王益孙家馆的基础上,积极筹设成立中等学校,他多次与张伯苓等人讨论学校章程。不久即成立私立中学堂,后改名私立敬业中学堂,这就是著名的南开中学前身。当时校址仍在严宅,每月经费纹银200两,由严、王两家平均负担。张伯苓任监督(校长)。高等师范班最初有学生6人,教师三四人。第二年春,师范班又增招4人。经两年学习。高等师范班于1906年毕业,毕业生有陶盂和、时子周、孟琴襄、严约敏等10人,这是严范孙以个人财力倡办师范的尝试,也是天津最早的师范教育。

  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2月,直隶学校司更名学务处,并由保定移到天津分科办事。严范孙往来于天津、北京、保定等地。为推进全省教育,他首创劝学所,设立于直隶各州县,作为地方教育行政机构,采用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办法,订立章程,管理各地教育。在教材建设上,他最重视教科书的编写。创办了《学务报》,并选派合适人员编辑中小学教科书,又编纂《国民必渎》、《民教相安》两书,印行10万册,以为启蒙读物。1906年上半年,直隶各学堂学生已达86652人。其中优级师范学堂1所,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,女子师范学堂1所。

  除了兴办学校教育,严范孙还积极倡导并推动天津的社会教育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他在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,展出日本图书、教具,任人观览,以启民智。1907年,又与人合办《醒俗画报》,为移风易俗而鼓呼。同时,还鼓吹妇婴保健事业,设“水阁女医院”、“范孙儿童医院”等医疗机构。兴办平民教育,开设“贫民义塾”,赞助林墨青筹办广智馆,并提倡旧剧的改革,亲自指导,在自己家里演出新剧《箴膏起废》,成为天津最早上演的新式话剧。严范孙还与天津、北京戏剧界人士多有往还,讨论戏剧改革,不遗余力支持南开中学的新剧演出。

  是年12月,清政府成立学部,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正式行政机关。荣庆为学部尚书,熙瑛为左侍郎,严范孙为右侍郎,均为政务官。全面负责厘定全国教育规程。范孙到任伊始,便参与起草奏折,请颁“教育宗旨”,提出“全国之人,无人不学”的“普及教育”理念,以“尚公”、“尚武”、“尚实”为宗旨,以道德教育、军事教育、国民教育、实用教育等为内容。他参照自己在直隶时的经验,将劝学所推向全国,并公布了《教育会章程》,使教育会成为各省、府、厅、州、县教育行政的襄助机关。

  自宣统帝之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以后,满洲亲贵乘势控制权力,满汉朝臣严重对立,范孙在学部也多被掣肘,载沣曾几次借题发挥,令其难堪。1910年初,范孙自感难有作为,便离开学部,回到天津。

  民国成立,诸事崇新。蔡元培任教育总长,推行新式教育。范孙甚受鼓舞,对蔡氏提出的以道德主义、军国民主义、实利主义等为内容的教育宗旨深表赞同。

  严范孙积极筹划并实施教育体制变革,南开中学自1913年建立校董制。范孙与卢木斋、王少泉任校董。而创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,是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标志之一。严范孙、张伯苓很早就打算创办大学,1916年,在南开中学内成立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,就是为办大学创造条件。严、张还曾考察美国的私立大学。张伯苓先行,于1917年8月去美国,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。第二年秋,范孙也到达美国纽约。张伯苓每天上完课,晚上去严下榻处给他讲教育学。有时他也去大学听课,更多时间则用于考察美国的教育,访问了芝加哥大学、哥伦比亚人学、康奈尔大学、旧金山大学等高等学府,详细了解其办学体制、行政管理、经费来源、教育方法及图书设备情况,对美国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。严范孙还从他们当中物色了南开大学的教师。1918年12月严、张回到天津,立即着手筹备成立南开大学。

  春节刚过,范孙便不顾年老多病,偕张伯苓到北京,拜会教育总长傅增湘,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之事。同时,为筹集经费,范孙本人慷慨解囊,为南开大学捐款、捐地、捐赠图书。1919年,他捐赠大学购书款2千美元,又捐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,1922年,捐地5亩1分8厘,折洋18,130元,1924年又以《二十四史》、《九通》等数十种古籍,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。

  范孙不仅以其财力、物力给予南开大力支持,更重要的是其办学思想对南开大学校风之形成影响甚巨。南开从一开始就注重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理念,强调德、智、体、美四育并进,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,均与范孙的教育主张有密切关系。可以说,范孙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灵魂。

  1922年,范孙曾打算与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。梁启超自上年秋在南开讲授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受到天津学界的热烈欢迎。范孙亲临讲堂,移樽就教。当梁启超提出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时,立即得到范孙和南开大学的支持和响应。1922年下半年,严、张多次与梁启超磋商。但最后因经费未能落实助,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计划终致夭折。

  在办学过程中,范孙特别关心学校校风和学生品德的培养,经常到学校了解学生学习情况,发现并奖励优秀学生。后来成为国家栋梁的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后,以品行优良才能卓越,很快便得到范孙的格外赏识。1914年9月29日,周恩来到严宅,请范孙题写《敬业》杂志封面,马上得到应允。1916年5月间,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,各班纷纷推举本班作文好手一争高低,在校学生已近千人,共有260余人参赛,卷上姓名采用密封方式,由教师集体评阅。范孙亲自参加,审慎评选。结果从40份优秀作文中,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。周恩来所在的丁二班荣获集体第1名。范孙亲自书写“含咀英华”奖旗,颁发给丁2班。以资鼓励。

  1917年6月,周恩来中学毕业。26日学校隆重举行毕业典礼,范孙出席,并邀请陈独秀等来宾出席。周恩来取得最优毕业成绩,并获“国文最佳奖”金质奖章,不久,周恩来离开天津赴日本求学。周恩来得知南开大学即将成立的消息后,五四前夕回到天津。9月经严范孙、张伯苓特别批准,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。开学前4天,范孙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,同席的有黄郛、范源濂、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长等人。

  1920年1月,周恩来指挥各校学生赴直隶省署向省长曹锐请愿。曹锐是范孙的妹夫。曹推脱不见,并将周恩来等人逮捕。5个多月后,周恩来出狱。范孙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。他与张伯苓商议,动用他在南开设立的“严范孙奖学金”,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。10月,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,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。

 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,一直与范孙书信往还,联系密切。为资助周恩来,范孙特在自家帐目上为周开立户头。除第1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,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,都是他命人转寄。每半年一次,准时不误。如1921年日记载有:2月27日“李琴湘来,余将补助李福景、周恩来之学费,交伊持去。”周恩来对此十分感激。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,周恩来之父周懋臣特去拜谢严范孙。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后,有人曾劝范孙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,但他不为所动,以“人各有志”奉答,继续寄钱给周恩来。表现出范孙的气度与境界。

  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,国学沦丧,传统文化式微,全盘西化之喧嚣甚嚣尘上。而范孙赓续国学、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壮志始终未泯。1927年8月,他与华世奎,林墨青等人发起成立研究国学的团体,并声言:“窃查中国教育,近年取法欧美,日求改进,而于国学,不暇兼顾,致乏通才。修等鉴于此,爱集合同人募款,组织学会,以讲求国学,补学校所不及为宗旨,名曰崇化学会”。学会成立讲习科,分义理、训法、掌故等科目,招收学员,系统学习古代典籍,延请宿儒名师,定期讲授经义,按期命题试文,严范孙特辟私宅为讲堂,以自己藏书供学员阅读,“亲莅试所,亲书试题。”崇化学会的成立,是其“中学为体”理念在他晚年的反映。

  昊天不吊,哲人其萎。崇化学会成立不到两年,范孙竟一病不起。1929年3月15日,范孙与世长辞,享年六十有九。

  巨星陨落,举世同哀。当时各类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论。《大公报》于1929年3月16日发表社评《悼严范孙先生》,称范孙先生之逝世“诚为学界之大不幸”,并赞其为南开的发展所作出的孜孜努力。“以兴学为务,慨出私产,发起南开,筚路蓝缕,惨淡经营,至今日蔚华北一大学府。数十年前严氏提倡之诚,赴义之勇,饮水思源,有令人不能不肃色起敬者!”范孙逝世时,张伯苓正在欧美为南开募款事宜而奔波。闻此噩耗,不禁哀叹天不假人。离开南开远赴欧美之前,范孙尚一切安好,可等到满载而归时,与这位热心支持南开发展的“校父”已是天人永隔,甚至连最后一面都不能相见。情何以堪!伯苓满怀悲痛,召集南开学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,并发表悼文,以纪念这位一生支持教育事业、支持南开的老人。悼文云:“严先生道德学问,万流共仰,个人追随颇久,深受其人格之陶冶。南开之有今日,严先生之力尤多,严公逝世,在个人失一同志,在学校失一导师,应遵严先生为校父。”国内外的南开校友闻听此讯,纷纷捐款,在南开中学建成“范孙楼”,以兹纪念。

  70年之后,即1989年3月,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上,严范孙的名字重又唤起人们的怀念。会议通过提案,褒扬严范孙一生矢志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,1992年,南开大学为严范孙立了纪念铜像。至今,这座铜像仍安放在南开大学东门内的花园中,供南开学子瞻仰。

  光阴似箭,时节如流,但岁月抹不去哲人之光辉。严范孙先生以燕赵英杰,翰林伟器;追求进步,与时偕行;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;滋兰树蕙,桃李满园;品行高洁,日月同辉。诚为玉堂前辈中之佼佼者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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